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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2013-07-19 22:28:30   来源:共识网   评论: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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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李洪林先生近照


  《大师》第90期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也贯穿着差不多百年中国史。直到现在,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路,所谓改革,应该往哪条路上走,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我们采访李洪林先生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对国家命运的看法。他提出,应该重新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并且认为,改革就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大师》:您一直作理论工作。能不能谈谈怎样从一个青年学生进入理论园地?什么年纪入了党?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共产党思想的?


  李洪林:你们这个栏目是采访大师的。大师要有学问,我却没有什么学问。小时候家里穷,又到处流浪,没有好好念过书,不过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吗?我二十岁以前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一岁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今年八十八岁,“回顾所来径”,在这条路上已经都走了六十七年,也该重新认识一下了。


  我出生在辽宁省盖平县大石桥李家屯。父亲童年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他只上了两年小学,十几岁就到外面打工,在商店当学徒,去工厂烧锅炉。当学徒时学会抄抄写写,记账打算盘。后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军需处慢慢熬成一个军需少尉,每月挣十九元八角钱养活我母亲和我。我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差,两个孩子都是脐带破伤风死的,一个是麻疹死的,就剩下我一个孩子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和父母亲长年到处流浪,那时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我还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过。生活很清苦。我上学就更艰难了,小学上了八个,中学上了五个,净转学了,大部分时候都在做插班生,刚刚对新课本入了门,刚刚和同学们熟悉了,又流浪到一个新地方去了。所以学问的基础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欢读书,什么书都看。家里再困难也还供我上学。只是1940年在四川时我辍学过一次。当时父亲在洛阳前线,母亲领着我住在四川广元乡下。因为生活困难,到一个粮秣厂给人家抄抄写写,一个月可以挣30斤大米。(当时通货膨胀,国家为保证职工生活,用大米作为基本工资,另加有差别的法币)。我当时在广元唯一的中学太华中学读初二,因为功课比较好,校长很喜欢我,得知我辍学,就找人带话,不收学费让我回学校去。当时我家住在离县城十五里的乡下,我就每周从乡下背着干粮去学校,又继续上学了。


  我至今都怀念我的校长,他叫苏华清,抗日战争中他逃难到四川,在没有中等学校的广元,创办了私立太华中学,利用一座破庙作为校舍,辛苦办学,在这座抗日后方的小县城里,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别是我,如果不是他的关爱,我的求学之路早就中断了。后来我之所以能在颠沛流离中一直读完大学,苏校长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华的老同学告诉我,广元解放后,苏校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我不知道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靠私人力量热心办学,对青年学子充满慈爱的一位民间教育家,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我现在对此事当然没有发言权。但作为当年太华中学的一名学生,和苏校长朝朝暮暮相处两年(他和我们一样,都住在那所破庙里,洗脸刷牙都在一个院子里),他除了跑里跑外为学校的校务教务和事务奔走以外,还要担任我们班的《国语》课和作文课老师。全班三十几个学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细用红笔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点点。而且最后都要写上评语。每次他发还作文本时,同学们都会欣喜地检阅有多少地方得到圈点,整篇作文又得到什么评论。这种教学法使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说,是他奠定了我白话文的写作基础。我不知道,已经把全部时间和整个身心都放到这群孩子身上的苏校长,怎么还有时间去当“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热爱孩子的“反革命”吗?


  历来新统治者上台,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办法一是侧重立德(例如大赦天下),一是侧重立威(例如焚书坑儒)。立德使人拥护,立威使人害怕,办法就是杀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属于专制主义,但除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儒家都提倡“不嗜杀人”和“尚德慎刑”。


  “镇压反革命”当然属于立威,但是把它作为一种“运动”,也就是把杀人作为一种运动,甚至给下面规定指标,而且以杀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显然这种政治文化和人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在那种“杀人运动”中,“扩大化”滥杀无辜是必然的。我不能断定苏校长之死是否属于“滥杀”,但我相信,等档案解密以后,事实总会清楚的。


  我入党是在西北农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同学李殿成是地下党员,他比我大五六岁,见多识广,每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又指导我看书,所以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一般理论都懂得一些。他后来还跟我讲延安,介绍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真好,能当个共产党员更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特委书记,有权批准入党。我说那我能参加吗?他说你行啊,我可以批准你。地下入党,一切从简,也不用什么仪式,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他给我详细交代了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你政治生命开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号,它和我的生日一样,我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入党只有危险,让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但当时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运、罢课、闹学潮。1947年“六二”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大罢课,西北农学院也参加了。我不但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而且在自己主编的《农经学报》上报导了这场学潮。我当时别的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心里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业,加入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事业献身,别的什么都不顾。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


  我父母这辈子没过什么好日子,父亲虽然有个饭碗,在国民党军粮厂做军用饼干。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粮厂撤销他就失业了。家里没有生活来源,他们俩就靠给人洗面袋为生(把旧面袋洗净漂白,再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再印上商标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学毕业后,按照组织派遣,到陕西郿县一所中学教书。当时通货膨胀,每月挣140万法币,学校伙食费一个月要138万,剩下的钱都买不了几根烟抽,也养不了家。


  国民党那时候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比共产党差多了,重庆可以出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三联书店可以出版很多进步书籍,而且在大学里的小书摊上就可以买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在西北农学院都可以买到。我上大学是全公费,吃饭不要钱。除了伙食费还有点结余。另外我还给报纸副刊投稿挣些稿费,所以我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在中学教书时,用这些书给学生建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里,互相私下传阅。当时我很注意,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就这样教书教了一学期都没被发现。可是学期快结束时,有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实际上是个特务)发现了。他就开始查这本书的来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这个地下图书馆迟早会整个暴露,而且一定会查到我这儿,所以立即找校长辞职,说我叔父帮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长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可是这一学期还没有完,怎么办?”我立刻把西北农学院一个失业在家的同学邓鹏翔请来顶替我,这才跑掉了。


我这一跑,家里一点也不知道,我父母两个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毕业后教书虽然工资仅够自己糊口,但毕竟人还在他们身边。如今忽然渺无踪影,不知去向,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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