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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 1
2016-05-10 20:07:16   来源:mb   评论:0 点击: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赵紫阳目录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一、八九学潮初起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

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回忆录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

——赵紫阳

目录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一九八一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产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序:历史是人民写的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杜导正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 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 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

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 鲍彤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 ”);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 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年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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