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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超 || 二十一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2021-12-17 14:27:36   来源:wx   评论:0 点击:

张金超 || 二十一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张金超汇智澳门2021-12-17 13:32容作者简介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

张金超 || 二十一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金超 汇智澳门 2021-12-17 13:32

作者简介
 
 
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提  要] 2000年以来,孙中山研究无论是资料整理还是专题论析,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章旨在梳理2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兼及港澳台地区)孙中山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试图就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希冀孙中山研究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21世纪  孙中山研究  学术回顾  未来路径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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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导,在推翻帝制、肇建民国、捍卫共和、开创国共合作等方面厥功甚伟,其以丰功伟绩和高贵品质,赢得了世人的崇高尊重和普遍景仰。百余年来,经过三四代学人接续努力,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优秀著述,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一度被誉为“显学”。21世纪以降,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10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150周年,分别举办有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一批成果相继问世,孙中山研究再次勃兴。
对深化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探讨,近年来,前辈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辛亥革命百年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位专家学者汇集广东省中山市,回顾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近况,并就拓宽视野、深化研究各抒已见。201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澳门理工学报》约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七位学者(熊月之、罗福惠、王杰、桑兵、刘维开、深町英夫、裴京汉),以笔谈形式分别就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提出真知灼见。此外,其他论者对此亦有阐发。[1]在辛亥革命110周年、孙中山诞辰155周年来临之际,对21世纪以来的成果进行总结,有利鉴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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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整理进展较大

对史料的挖掘整理,为深化和拓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20年来,未有间断。

2004年,《广东省志•孙中山志》[2]问世,7章,照片370幅,记述孙中山生平、思想、著述及其家世与亲属、主要相关人物和纪念与研究等,系首部近代人物志书。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前夕,《孙文选集》[3]刊行,收录孙中山一生重要著述,是史上最大篇幅选集。2012年,《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4]付梓,从横向层面辑录孙中山毕生收到的个人、机关、团体等来函来电、上书等7,600多通,对于深入研究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与各方关系,以及相关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乃至领悟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观念、制度的变化,具重要价值。

孙中山诞辰150周年(2016年)前后,又有五套大型资料集面世。一为《孙文全集》,[5]20册,近1,200万字,历时20多年,编纂体例采行专题体,编校质量精致,资料发掘颇为用功。二为《孙中山全集》,[6]16卷,近1,000万字,亦按专题分类。三为《孙中山全集续编》,[7]5卷,近百万字,编年体,吸收了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出版以来学界新发现的史料。四为《孙中山史事编年》,[8]12册,500多万字,以孙氏生平活动为主线,编排其言行思想以及与之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史实,比以往各类年谱更为详尽。五为《孙中山研究口述史》,[9]12卷,300万字,收录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台北等地百余位知名孙中山研究学者的自述,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且生动鲜活的学术史资料,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承。

上述各书,从资料搜集整理的广度、深度、精度、品种和规模等方面来看,比前人有了较大的展拓,可将之视为新时期孙中山研究的主体史料。此外,或有学者辑注孙中山一生的题词遗墨[10];或有学者研究民国时期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情况[11];或有学者重译《伦敦蒙难记》,指出原译稿存在的问题[12];也有学者爬梳《申报》、《大公报》(天津、长沙)、《益世报》(天津)及晚清民国全文数据库等,辑注佚文和异文近两百篇[13]。

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也进展迅速。其一为《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14]依文献类别分为8卷,500余万字,含时人论集、人物年谱以及珍稀档案、报刊等。其二为《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15]收录民初共和肇建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档案,8册,含临时大总统令批等档案原件、临时大总统府全套电报房收文档案、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文档等,对于研析南京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颇为重要。其三为《民国广州要闻录(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16]20册,收录档案5,000多页,中译文约200万字,对研究民初至1920年代的广东政情大有裨益。

对史料的编纂整理,本身即为孙中山研究的内容,亦是孙中山研究兴衰的标志之一。上述成果相继面世后,一批高质量的论文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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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领域的深化与展拓

20年来,学界出版孙中山著作、传记、研究著作等百余本,发表孙中山研究论文2,000余篇。[17]生平和事功、思想解读、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仍为重点,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与展拓。因篇幅所限,仅择其要者予以介略。

1. 生平和事功仍为重中之重

对孙中山早年的活动,论者寥寥。黄宇和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和细致考证,呈现孙前半生的曲折经历及其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过程。[18]林广志考察了孙中山在澳行医期间澳门华商所提供的帮助。[19]对于同盟会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既有从同盟会内部分歧、会党方面着眼,也有从其对手方入手。刘云波剖析了同盟会内部分歧与孙中山性格特征的内在联系,认为其性格中存在偏激固执、我行我素等特点。由于孙始终没有从主观上去尽量避免其性格特征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也就一直未能正确地、有效地树立起他在革命领导层中应有的伟岸形象。[20]李恭忠、黄云龙纵论孙中山与会党的渊源,对会党的认识、发动、利用和改造,会党对革命党人的响应及其在反清起义中扮演的角色。[21]安东强、姜帆探讨了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对手方清政府对孙的认知和侦缉机制问题,指出1895年粤籍京官戴鸿慈最早向清廷密报孙中山其人其事,并由广东当局负责侦缉,政府将其与康梁同列为朝廷要犯,在同盟会成立后又视其为国内革命灵魂。与之相应,外务部及袁世凯逐渐取代广东当局,成为清政府侦缉和应对孙中山的主要力量。[22]苏全有、李伊波从政府应对角度再析庚戌起义,强调广东当局存在诸多问题,即起义前的失策、应对时的失误、善后措施之不足。[23]

民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法令,励精图治,可资探研的议题不少。廖大伟以孙中山归国与民初政治开局为题展开探讨,指出民初政治良好开局归功于浓烈的民主氛围,不过谁当临时大总统也很关键。尽管时势多变,自信起伏,但孙中山内心深处始终燃烧着领航者的渴望,终于及时赶到并成功当选,一切看似巧合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无数的必然。[24]桑兵、李在全考察了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若干交往事实及后者态度的转变过程。[25]赵立彬研析孙氏对名誉事件的反应,强调孙有刚有柔,有时倾向于妥协,有时奋起捍卫,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分别支配,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26]

对于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学人着墨较多,侧重“第三次革命”问题提出的意义、孙中山成立和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心路历程、重大意义及其中的债务问题等。何文平指出,袁世凯废止临时约法后,革命党公开倡议“第三次革命”,强调必须吸取前两次革命的深刻教训,其意义已超出了革命的阶段性标识,体现出革命党人对中国命运重新思考的政治抱负。[27]李玉考察了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心路历程,指出孙在护国运动后很快提出对中华革命党改组的设想,但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缓慢的改组历程,折射出这一时期孙政治思想重“政”轻“党”的总体特征。[28]王奇生强调,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从“议会政党”重新回归“革命党”,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党国方略亦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比1924年的改组更具转折意义。[29]袁世凯病逝世后,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已失法理依据,为筹备起义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如何偿还,成为棘手问题,陈喆、丁妍指明,研究系利用旗下报纸就孙中山向北京政府索偿革命债务一事大做文章,名为质问政府,实在将此事公诸于众,以败坏孙及中华革命党的声誉,使之难以整合原国民党形成对抗研究系的势力。[30]

晚年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其间北伐、东征、处理“关余”事件、镇压商团叛乱、召开国民党“一大”等革命活动频仍,个中问题,学人向来关注。1921~1922年孙中山组织联省北伐军讨伐北京政府,对此,段云章指出因国内外历史条件所限,以失败告终。孙舍和议而取北伐是舍易而从难,勉为其难,显示出革命家的胸怀和意志。[31]谭群玉、曹天忠阐析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三者之间的关联,指出孙以东西两路联军并举战略讨陈,东路吸引陈军主力,西路击破陈炯明“西和”策略而据广州。鲍罗廷说服孙推动改组,使原来以军事为主的广州成为涵括军事、政治、外交的国民革命基地,以此走向全国,北伐开局战略得以续进。[32]

截取关余、镇压商团叛乱事件涉及多个面相。徐静玉对英国与关余事件的关系作了全面梳理。[33]张俊义探析1920~1922年间的关余交涉问题,指出由于列强采取敌视政策,对孙中山的要求未予响应,交涉只在孙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之间展开,而安的努力未获列强及北京政府支持,交涉只能以失败告终。[34]张生、陈志刚从外交转向角度论析,指出1923年孙中山以关余事件为契机,希望获得西方的支持和承认,但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其“敏捷外交“陷入破产境地。孙不能不做现实考虑,与苏俄接触,最终促使外交发生改变。[35]徐静玉考察了苏俄与关余事件的关系,指出孙苏结盟后再次努力争拨关余。在苏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提升了意义,赢得民众支持,亦使列强态度从强硬趋于缓和,最终妥协。[36]敖光旭强调,商团事件是孙中山“向左转”的枢纽。它将孙推至两难境地:一方面事件在极大程度上源自粤省商人、商民之正当诉求,一方面事件之愈演愈烈将导致广州当局垮台。在孙中山进退两难之际,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中共因势利导,成功地促使孙及国民党站到商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并镇压了广东商团。[37]

对于孙中山晚年提出的“三大政策”,学界历有争议。杨天石指出,在孙的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件中,确实没有这一概念,但它所包括的三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孙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练的概括。[38]为培养军事人才,孙中山晚年筹建黄埔军校。沈渭滨强调此举乃孙原有建校建军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并非纯受苏俄提示与影响后才有灵光一现式的思想。对黄埔军校的历史贡献,应分阶段评价,应区分“原生态性”和“派生性”的异同。[39]刘曼容分析了苏俄对孙中山晚年建军的影响:理论上凸显于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实践上体现在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骨干,成立党军;按照黄埔党军的模式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40]1924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杨瑞指出,事实本身及其本意,与南北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的观察、解读虽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呈现的是背离与错位。“本事”经由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演绎重塑后,变为罗生门式“叙述”。探源两者间的关联,可揭示不同政派围绕新政治体系重建各种错综复杂的事实联系和内外影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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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解读为另一重要面向

孙中山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其思想博大精深。三民主义是之中的精华,学界有宏观关照,但多为具体论析,各有侧重。

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居于首要地位。熊月之指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一直存在着实处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过渡的世界,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42]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是学者们分析的重点。林家有指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形成于辛亥革命以后,主要特征是从三个方面整合民族意识,政治层面为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共和国创造理论基础,经济层面建立民族经济共同体,使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关系,文化层面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锻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志和意识。[42]郑大华强调,1919年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即1919年到1922年,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实质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病逝,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作者后又指出,“大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中心、为主体,同化满、蒙、回、藏等其他少数民族,并通过汉族的改称而形成的,“国族”实际上指的是汉族,是孙中山具有大汉族思想倾向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的体现。[44]

对孙中山的亚洲观,章开沅指出,孙中山一度以欧美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但因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且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弊端和危机的体认,最终将眼光与思维回归亚洲。主张与日本合作,赞成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东渐,将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线,谋求本民族独立、平等与富强,呼吁建立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45]深町英夫认为,孙中山于革命中使用“东方”、“亚洲”、“黄种”等词汇时,其含义和背景并非单纯。并非是根据固定的原则,而是按照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灵活地选择了谋求支持的对象国家。故此对外宣传采取的修辞也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提倡对方和自己能够共有的理念。[46]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内容丰富。宋德华着墨于1912年前后民权主义的起落及成因,认为民国建立不久,孙中山对民权问题采取满足现状、有意回避甚至予以抑制的态度,直到中华革命党成立才重新高举民权主义旗帜。起落原因是孙氏对政治发展大势缺乏清醒认识,民权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作者后又论析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演进中呈现的特点:以“取法乎上”作为理想,力求紧随世界民主潮流而前进,同时留意避免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主张通过中西结合来完善民主制度。依据对国情的体认,强调实现民主应以国家民主制度建设为重心,以“革命程序”的推进为方略。[47]

地方自治思想、政党观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元后孙中山形成系统而完整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马小泉强调,这体现了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属性,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产物。[48]徐思彦总论孙中山的政党观,认为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孙中山的政党观发生变化,转而主张建设革命党并付诸实践。革命党政治的实质即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治国。革命党政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党专制,一党独裁。[49]王杰强调,孙中山政党作业的变征和与时俱进取向相脉承,其理念以矢志共和、精神至上相一贯。[50]

关于孙中山的自由观,苑书义认为,其特点有一个从重视“国民自由”转向“要大家牺牲自由”、“为国家争自由”的演变过程,有其独特逻辑和立论基石。[51]张冰梳理了孙中山自由观的演变理路,指出大体经历四次转变,但其对“自由”内涵的理解是始终一贯的。从其态度可以看出“实用主义”特征,从内涵来看可窥其“权威主义”理路。[52]李吉奎探究了孙中山的宣誓观,指出孙中山自投入革命之日始,便与宣誓的举措联系在一起。在能行使话语权的阶段,他要求参加革命团体者必须宣誓,自己也一体实行。他将宣誓这种中华传统文化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尽管宣誓了,但随着形势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53]李在全从党权政治角度探讨晚年孙中山的司法思想与实践,指出孙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但囿于党势、党力不足等因,国民党诸多司法举措难免流于形式。[54]1924年《北上宣言》中,主张以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国民会,此举被认为具有职业代表制精神,孙宏云指出,这与其国民大会构想中的选举思想抵牾,很难说是其民权思想真正进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理论标志,更像是一种应对时局、把握机会的政治实用主义策略。[55]

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王杰的综合论析涉及其内涵与核心、取向与外延、特色与特质、实践与引喻等议题。[56]张海鹏重在分析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理论陷阱:即孙中山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却在主观上设计避免在中国出现同样性质的阶级斗争;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是割裂的。从认识论来说,主观上要去防止中国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阶级斗争,则是唯心主义。他在阶级斗争认识论上是二元论。他在民生观上也体现了这种二元论,唯心主义色彩很明显。[57]

此外,张军民系统论述了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58]可谓是“动静”研究模式的尝试。

关于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民生史观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孙中山认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蒋大椿强调,这表明孙中山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力有认识,孙中山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带有直观性的唯物主义,民生史观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59]刘学照认为,孙中山所说的“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涵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是借“民生”这个习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力图从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历史的进化,提出一种切实生动的历史动因论,是一种自觉“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有意义尝试。[60]

关于孙中山的文化观,熊月之指出,孙中山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西文化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未来如何发展有深入的思考,他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衷派。作者继而指出孙中山文化复兴思想的三个特征,即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和统摄各家。[61]江中孝从“国粹观”切入研探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认为孙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也是对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62]陈金龙考察了孙中山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孙对佛教传播发展史、佛教的教义与功用有相当了解,对“灵境”也有亲身感受,并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他处理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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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孙中山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的探研新见迭出
相关研究既有从团体角度切入,也不乏个案分析。对孙中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邱捷指出,孙对旧式士大夫历来就不抱希望,而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则寄予厚望,把他们看成革命的原动力,在各个时期都希望他们承担救国的重任。[64]对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王杰提出“海外革命策源地”的论断,指明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深入研究可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65]对“五四”后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的关系,桑兵认为,世界主义自清末便在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后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66]对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杨奎松强调,孙同意接纳中共党员加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基本意图是要借助这种办法来推进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于孙在世时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一旦孙不在,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就难免会以相当尖锐的形式公开表现出来。[67]
个案涉及多人。李吉奎探析了孙中山与刘成禺之间的关系,指出两人在1900年始有联系。1902年刘受湖北官派赴日留学,在孙领导下积极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刘赴美留学,主持旧金山《大同日报》,宣传革命主张,并将孙介绍给旅欧湖北留学生。及民元至袁世凯去世,两者从疏离走向对立。护法军兴,孙刘复合,迄孙逝世,二人关系密切。作者还对华侨领袖张弼士巨额资助孙中山革命说提出质疑,以为不足信。[68]孔祥吉探讨了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的演变,揭示刘在东京执行“联倭杀康”计划期间,与孙“闭户密谈”。孙试图通过刘筹集革命经费,而刘则心怀鬼胎,另有图谋。[69]刘宝东探析了孙中山与王宠惠的关系,指出王氏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辛亥革命时期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王成为孙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窃国后,尽管王投身北洋政务,但他们仍保持密切联系。[70]沈晓敏分时段探研孙中山与徐绍桢的关系,强调徐是前清反正高官中唯一能长期追随孙并得到信任的人物,其特殊作用无人所可替代,两人以合作为主,但也有分歧。[71]谷小水探究了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的关系,指出赵执掌湘政后,继续标帜联省自治,极力排拒南北各方力量的介入。赵的作为揭示了西南阵营的内部特点以及孙所面临的重大困局。[72]段云章研析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观察与评论,强调观察点聚焦于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观察和评论前后不一致,且内部亦有歧异,直到陈部兵变反孙后,才渐趋一致。[73]
此外,对相关人物的探研,也取得较大成绩。包括革命党人、华侨、对立面(晚清人物、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外国人物等,如蓝天蔚、古应芬、刘纪文、姚观顺、田桐、邹鲁、谢持、伍汉持、杨庶堪、曾省三、孙眉、李仙根、何天炯、林一厂、黄展云、徐镜心、朱镜宙、钟荣光、孙洪伊、陈炯明、袁世凯、岑春煊、宫崎寅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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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课题的开辟和探索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史观的多元化、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孙中山与世界的关系、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纪念与评价研究成为亮点。
1. 对孙中山与世界关系的探析备受关注
世纪伟人孙中山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世界,他与世界各地关系密切,其行为处事和思想内涵颇具世界眼光。对此,台北方面推出系列论著,包括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李云汉《中山先生与日本》,陈三井《中山先生与法国》及《中山先生与美国》,李国祁《中山先生与德国》,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段云章《中山先生的世界观》,李金强《中山先生与港澳》,张家凤《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等。[74]该丛书有三大特点:作者多为研究有素之士,均有前期积累,于此基础上成书,保证了学术质量;主事者秉持开放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色作者;未刻意追求进度,成熟一部推出一部。除去上述著作,还有不少相关成果。
孙中山一生中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人对此持续发力,郝平、张忠正、习贤德各有专著从不同层面展开讨论。[75]陈三井强调,孙中山是民初开国一代领袖中与美国渊源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家,无论是他的革命思想或建国理念,都与美国的经验密切关联。即便是晚年的政治转向,也是他对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失望、失落情绪的反映,孙始终未能叩开美国的外交大门,对美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不得不采行联俄政策。[76]
对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探析,20世纪末曾为热点。新世纪以来,学者进一步深入探析孙中山的对日观。黄彦强调,不应排除《中日盟约》存在的可能性,但因涉情复杂,一些矛盾现象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暂且“存疑待考”。假定文件确实存在,则可视作孙中山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出发,为实现既定革命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包括以牺牲国家重大权益为妥协条件,既与当时艰难的革命环境密切相关,又与他向来重视借助外力及其主权观念一脉相承。[77]李长莉依据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分析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日关系,指出建政之初孙即派何天炯为驻日代表,并频催其赴日活动,但终未成行。孙又邀请宫崎滔天等访问广州,托付其代为在日本活动,并引介日商投资、合办实业以补助财政。这表明孙一方面公开批判日本侵略政策,避免与日本官方有经济关系,一方面通过民间渠道积极寻求支持。[78]罗福惠、袁咏红依据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旅台作了研究,探研孙氏的对日态度。[79]
对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于20世纪末有降温之势。李玉贞梳理了1919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指明前者既受到后者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主义问题上又有坚持,揭示“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是两者若即若离的原因。[80]罗福惠剖析了孙中山获取苏俄(联)援助既迟又少的原因:苏俄(联)为解决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急于先同北京政府建交;孙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刚好与苏俄(联)联吴反张的策略相左;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对援孙持不同意见。此外,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使俄共(布)对援孙心存犹疑。[81]
还有论者以代表问题为中心,探讨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之间的关连。[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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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引起学人的兴趣
林家有等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就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建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孙中山社会政治意识与社会变革主张、经济建设与福利社会的追求、科学发展观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宗教精神与对儒学改造的思想主张、大同理想与社会新秩序的构想进行了全面论述。[83]王先明强调,从革命到建设既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承载着厚重思想内涵的一个时代命题。民国后孙中山系统的建设思想逐步形成。它是以民权为核心,以民生为目标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由革命走向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于革命的近代释义和历史定位,均具重要的认知价值和理论意义。[84]赵立彬从政治思想方面立论,指出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权主义等关于政体和程序的方面,不仅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体现了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刻考量。它们有机一体地包含了社会建设的因素。[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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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纪念和评价研究成为学术增长点

进入21世纪,张海鹏率先研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认为基本评价是: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为祖国的独立和自强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发扬者。[86]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87]被誉为孙中山形象建构与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著者旨在考察和论述孙中山崇拜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解析国民党为塑造、推动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主要形式及手法,透视民国时期国家—社会—民众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此后,相关文章逐渐增多,涉及多个界别、多个时段。徐涛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各界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88]楚秀红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间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宋庆龄等对孙中山的纪念。[89]周晓辉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和评价。[90]

总体来说,孙中山研究仍是中国近现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取得的主要成就为:资料整理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有新的全集、选集和年谱、资料集等书刊世;专题研究进步明显,选题视野开阔,领域不断拓展,旧题新作,有所深入,孙中山的生平与事功、思想解读、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仍为重点;亮点频出,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与世界的关系、纪念与记忆等堪称新课题;相关专题和人物研究亦进展迅猛,与主体研究相辅相承、互为推进;细化研究和实证研究得到广泛认同。存在的问题表现在选题重复现象时有发生、研究队伍青黄不接、争鸣不多、学术批评不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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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研究的可行路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对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打开了近代中国进步的闸门,推动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外交等领域的转型。他“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91]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提供极大的精神涵养。基于孙中山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因素的考量,孙中山研究仍值得坚守。当下,应在深耕细化、旧题新作、新题拓展、新史料挖掘等方面继续努力。窃以为,可从专题研究、学术史梳理、研究方法、资料整理、平台搭建等方面着力。

孙中山与清廷方面的研究。在1912年之前,孙中山与清廷关系密切,孙中山与清廷官员,包括中央、地方大员、驻外使节等,均有所接触,清廷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密切关注,清末各类报刊对孙中山领导下的武装起义多有报导;民元清廷退位,革命党人起了较大作用,孙中山与逊清皇室之间交往较多;民元后孙中山与清廷的遗老遗少还有来往等,可对之进行系统论述。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研究。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党事业的鼻祖,平生经历了组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时期。对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前人关注较多,关于中华革命党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之前可能主要是受材料所限,当下新材料不断被公布,相关档案及报章材料均便于利用。对中华革命党组织建设、理论建设、舆论宣传、人事安排(含遣散)、海外发展、军事斗争等议题,可作全面论析。

孙中山的宣传思想与实践研究。孙中山晚年总结革命成功经验时,将之归纳为宣传、组党和武装起义(军事斗争)三个方面,他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92]对孙中山的宣传思想与实践,学界研究还不够。可就孙中山重视舆论宣传的原因、孙中山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孙中山宣传活动的实践及其效果、孙中山宣传活动中所秉持的原则、孙中山宣传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层面,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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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研究学术史。孙中山研究百余年,已取得累累硕果,但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一本学术史专著,实为憾事。该专题可厘清百年来孙中山研究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全面盘点主要成就,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面向。可先从两方面着手,在辛亥革命110周年来临之前,有关单位可仿照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于1985年在河北涿县召开的会议,再组织召开一次高质量的专题研讨会,对1986年以来的成果进行总结。再者,可组织编写《孙中山研究学术编年史》,就百年来的权威性资料集、经典性论著、报刊文章、学术会议等内容进行科学编排,以为撰述一本内容详实、体例完备的学术史专著作些准备。

引入年代学研究方法。1997年,三联书店推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时洛阳纸纸贵,该书后来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之作,多次重印。在中国近代史研领域,也有类似成果。这一比较有意义的研究取径,可以引入孙中山研究。对孙氏活动频繁和言论(著述)集中的重要年份,依年组织一批专书,进行透彻研析。各书应重点关注当年国内外大的社会环境、孙中山的思想与革命活动、对重大事件的处理、人际关系等层面。

资料发掘整理方面仍要坚持。首先要突破观念,新资料除了佚作(含著作、演说、谈话、宣言、公牍、文告、题词、杂文)外,难以数计的其他样态相关史料,亦颇具学术价值。这对于从横向探讨孙中山思想形成的途径,多向展示思想维度,丰富孙中山与相关人士的互动场景,多面透视孙中山对革命的作用和影响等大有益处。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纪念孙中山资料集汇编。孙逝世后,获得了世人的广泛尊崇,在不同时期,在世界各地,不同派别的人物都有发表过纪念或评论文章,数量难以估计。对之进行大规模整理,将会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其二,海外媒体中孙中山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此,前人还未有系统挖掘,目前条件基本成熟。种类方面,既包括外文报刊,亦关注华侨华文报刊;语种方面,除中文外,含英、法、俄、日等;观念方面,各类样态的相关史料均在视野之内;进度方面,不急于求成,按国家或地区次第展开。

尤为冀望者,期待多方通力合作,采行切实措施推进。在青年交流平台方面,目前,国内有多家单位正在努力打造品牌项目,希望能够持之以恒,而专题研析和新著评论将不失为发力点。在资料建设方面,希望孙中山研究全文数据库早日上线。该库应包含生平史事、思想、著述、图片、文物、档案、学术成果、文艺作品、亲属和后裔、遗址遗迹与纪念地、相关人物等子库。在政策扶持方面,应有所倾斜。近年来,在各级社科规划项目中,少见孙中山的相关课题立项,未来可设立专项项目、特别项目、委托项目等。同时,相关单位应加强资助力度,以便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在传承中创新,于创新中拓展,使孙中山研究再创辉煌。

〔本文撰写和修订过程中,得到罗福惠、王杰、李吉奎、李振武、谷小水、彭剑等先生的指正,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陈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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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澳门理工学报》的笔谈由张海鹏主持,见该刊2016年第2期;耿云志:《孙中山研究可以更加深化和细化》,林家有主编:《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尚明轩:《孙中山研究与前瞻》,郑州:《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桑兵:《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林家有:《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王杰:《告别“显学”回归本原——关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思考》,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等。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市人民政府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3]黄彦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4]桑兵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黄彦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初印,2020年出版。
[6]尚明轩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7]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8]桑兵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9]胡波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10]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何建国:《孙中山著作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2]蔡新乐:《历史文献翻译的原则性追求:孙中山著〈伦敦绑架案〉翻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3]刘路生:《〈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1912年佚文异文考略——以〈申报〉〈大公报〉为据》,广州:《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吴元康:《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佚文》,北京:《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吴元康:《天津〈益世报〉载孙中山佚文》,北京:《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张金超、刘海彬:《长沙〈大公报〉刊载的孙中山资料》,南京:《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王杰、张金超:《孙中山佚文注疏——以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中心》,《近代中国》第2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张金超:《〈新国民日报〉载孙中山史料的新发现》,广州:《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
[14]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16]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17]参见张金超主编:《孙中山研究综目(1990—20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等。
[18]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19]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其革命活动》,北京:《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文中部分问题引发商榷,详见谭世宝:《孙中山早年与澳门的一些历史问题考辨——兼与林广志先生商榷》,北京:《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林广志:《关于澳门华商与孙中山问题的再认识——以谭世宝先生之商榷为中心》,北京:《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0]刘云波:《孙中山与同盟会上层分歧》,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21]李恭忠、黄云龙:《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
[22]安东强、姜帆:《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广州:《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23]苏全有、李伊波:《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4]廖大伟:《归国与开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心路行迹释意》,上海:《史林》,2013年第1期。
[25]桑兵:《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河南开封:《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李在全:《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6]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7]何文平:《民初孙中山流亡日本与“第三次革命”的提出》,沈阳:《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28]李玉:《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心路历程考析》,南京:《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29]王奇生:《中华革命党时期党人歧见与孙中山党国方略的转折》,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4期。
[30]陈喆、丁妍:《党派纷争与1916年孙中山的革命债务偿还问题》,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1]段云章:《勉为其难的孙中山1921~1922年北伐》,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32]谭群玉、曹天忠:《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北京:《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3]徐静玉:《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研究(1918~1926)——以关余、杯葛问题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4]张俊义:《1918—1922年南方政府争取关余分配权的斗争及交涉》,广州:《暨南学报》,2016年第12期。
[35]张生、陈志刚:《一九二三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之嬗变》,北京:《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6]徐静玉:《苏俄与广州关余事件》,福州:《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6期。
[37]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8]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9]沈渭滨:《关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若干思考》,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0]刘曼容:《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1]杨瑞:《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本事”与“叙述”——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北京:《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42]熊月之:《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三个世界》,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2期。
[43]林家有:《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4]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北京:《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45]章开沅:《孙中山的亚洲梦》,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
[46]深町英夫:《同种同文?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47]宋德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起落及其原因》,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演进的特点》,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8]马小泉:《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学理意义》,河南开封:《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49]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济南:《文史哲》,2000年第5期。
[50]王杰:《孙中山政党作业的变征及一贯理念》,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1]苑书义:《孙中山自由观论析》,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2]张冰:《孙中山自由观的多变性与一贯性》,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3]李吉奎:《传统观念的现代诠释——孙中山宣誓观研究》,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54]李在全:《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55]孙宏云:《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56]王杰:《孙中山民生思想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
[57]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阶级观点问题》,北京:《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58]张军民:《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59]蒋大椿:《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60]刘学照:《重议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广州:《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
[61]熊月之:《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自为》,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孙中山文化复兴思想的时代特色》,《近代中国》第23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62]江中孝:《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63]陈金龙:《孙中山与佛教》,合肥:《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64]邱捷:《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65]王杰:《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66]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北京:《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67]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8]李吉奎:《孙中山与刘成禺》,广州:《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张弼士巨款援孙说质疑》,广州:《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69]孔祥吉:《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70]刘宝东:《孙中山与王宠惠》,河南开封:《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71]沈晓敏:《孙中山、徐绍桢关系述论》,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72]谷小水:《二次护法时期赵恒惕与广东政府关系述论》,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73]段云章:《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广州:《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
[74]各书于2001~2010年间先后出版,出版者包括台湾书店、学生书局以及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忠正:《孙逸仙博士与美国(1894—1925)》,台北:广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习贤德:《孙中山与美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76]陈三井:《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77]黄彦:《孙中山对日观之我见》,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8]李长莉:《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北京:《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79]罗福惠、袁咏红:《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补充研究》,福州:《福建论坛》,2004年第6期。
[8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81]罗福惠:《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82]张金超:《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华盛顿会议——以代表问题为中心》,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83]林家有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4年修订版。
[84]王先明:《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论孙中山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其时代特征》,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85]赵立彬:《孙中山政治设计中的社会建设考量》,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6]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北京:《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87]陈蕴茜,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88]徐涛:《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89]楚秀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孙中山政治文化象的演变》,广州:《学术研究》,2018年第8期。
[90]周晓辉:《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对孙中山的纪念与价》,广州:《红广角》,2017年第1、2期合刊。
[91]《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92]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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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惠 || “辛亥革命110週年專題”主持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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